“供认不讳”式报道理应休矣

发布日期:2017-01-07    【字号:  

据媒体报道,2017年1月4日广西凭祥市有人翻墙进入友谊镇小聪仔幼儿园砍伤十一名幼儿;5日又有报道称:该案嫌犯已经被抓获,对其罪行“供认不讳”。

又是“供认不讳”!长久以来这已是破案报道的固定用语,内蒙古呼格案、河北聂树斌案、杭州张氏叔侄案、陈满案…..哪起案件的破案报道中没有“供认不讳”这四个字?但结果呢?以上所及,件件都是冤案。

看来“供认不讳”并不一定经得起时间的检验(并非质疑广西凭祥一案或有冤情,仅以该案为引,万勿误读)。其中要害恐怕在于,嫌疑人的“供认”究竟是怎么来的?是在铁证面前不得不交代自己的罪行,还是刑讯逼供、指供诱供的结果?


确认嫌疑人之后,“撬开”嫌疑人的嘴巴、使其主动供述自己的罪行,对破案确有帮助,对节省公安机关破案时间及社会公共资源之利用也确有益处;但同时也有为伪造、变造“证据”、隐瞒实证提供方便之虞。例如聂树斌案中,原始考勤表被销毁了,而以聂树斌生前工作单位提供的一份“情况说明”来代替。这是为什么?若作悬猜,可能原始考勤表证明了聂树斌根本没有作案时间?但既然他本人对行凶一事已经“供认不讳”,做这点手脚恐怕亦非难事。

据前北京律师李庄出狱后称,重庆“唱红打黑”期间,他以所谓“辩护人妨碍作证罪嫌疑人”身份被关押在重庆看守所时,主办警官就对他说过:“没有我们警察搞不到的口供!”不过此事确实无从考据,当不得实证。

尽管,“重证据不轻信口供”、“仅有嫌疑人的口供,没有其他证据支持的,不能定案”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的重要原则;但以“撬开嫌疑人的嘴巴”为破案之先行利器,继而围绕口供“组织”证据、进行起诉的手段仍然大行其道。举目而望,凡是大案要案的破案报道,十之八九均有“供认不讳”这四个字,俨然已经成为一种报道程式——反映出此种破案方式与司法思维之蒂固根深。但事实证明这种破案方式并不“安全”,往往沦为冤假错案之渊薮。


故而特此建议:废止司法报道中对“供认不讳”四字的使用,改用“嫌疑人初步供述了犯罪事实”之类的表达。虽然此举对摒除司法机关某些错误的工作方式尚无实际助益,但在司法文明而言,多少算是个进步吧!

必须承认的是,罗马并非一日而成,在特定的时期需要以特定的眼光去看待时代的局限;改革和进步也绝不是一朝一夕之功,并非数纸文件或几例冤案的平反便可骤变。

但既已明理,便应知悔改,旧时之错断不可一犯再犯!比起用不用“供认不讳”这四个字,我们更迫切的愿景是,司法机关能始终奉行“重证据,不轻信口供”的证据原则,扎实办案,力图永绝呼格案与聂树斌案之类的冤假错案。正是:哀之更须鉴之,莫使后人复哀!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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